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译文：
已故的魏国忠献韩公在自己家的园池上建造了一间厅堂，取名为“醉白”。取白居易《池上》这首诗意，做了一首《醉白堂》歌。他的意思好像是认为自己比不上白居易而羡慕白居易。天下的士人，听说这事都很疑惑，认为韩公比起伊尹和周公都毫不逊色，怎么还会羡慕白居易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我听后笑着说：韩公岂只是羡慕白居易？他是想成为平平常常默默无闻的人而做不到。上天生下这样的人，就是要让他担荷治理天下的重任，那么寒冷的人想得到衣服，饥饿的人想得到食物，凡是自己没有得到的东西都想得到。如果全部满足这些需求，那么人们的要求将会没完没了。因此这个人终身处于忧患的环境之中，行走在利害相交的道路上，难道这是他想要得到的吗？韩公已经辅佐了三朝皇帝安定天下，如今他一腔正气将要告老还家，然而所有的人都挽留他，不放他走。在这样的时刻，他的确羡慕白居易能安度晚年，这并不值得惊奇。然而拿白居易的一生与韩公相比，看他们两个人谁更仁厚谁稍浅薄，谁拥有什么谁欠缺什么，那么后代人的评论，就会更明白无欺。韩公以文韬使天下太平，用武略平定叛乱，出谋划策安定社稷，却不居功自傲。他急于召纳贤才，不吝惜爵位利禄，而士子们并不知道是出于他的恩德。他处理武各英明果断，使军队的将士们免受战争的创残。四方的蛮夷之人都想瞻仰他的风采，天下人都把安危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。这些都是韩公具有，而白公不具有的。在身体仍旧强健的时候请求退休，家居十五年之久，天天与他的朋友赋诗饮酒，极尽山水园池之乐。家中有吃有穿，还蓄养了歌舞女妓。这些是白公拥有，而韩公没有的。进献忠直的议论，在当世见到成效，而文章风采流传后世，不论得志与否，都不改变自己的志节，道德淳美超越古人，这些是韩公与白公共同具有的。韩公既不以自己所具有的感到骄傲，也不以自己未能拥有的感到遗憾，他只是准备在自己与白居易共同具有的方面借以托身。当他饮醉的时候，把得失看得没有区别，把祸福忘得干干静静，不分责贱，不辨贤愚，天下万物无所不同，而游于自然天地之间，他并不是有意将自己比做白居易。古代的君子们，他们把谦虚看得比什么都重要，他们追求的是廉直的名声。因此他们的仁爱忠信远远超出了他们的名声，世上的人将他们的美德代代传流，从不厌倦。凭着孔子的圣明，他仅仅说自己要上追老子彭祖，认为自己与左丘明相当，而自认为比不上颜渊。后来的君子们，还没有真正的德行，却个个都自以为很高明。臧武仲自认为是圣人，白圭自认为能与大禹相比，司马相如自认为不亚于蔺相如，扬雄自认为与孟轲不相上下，崔浩自比于张良。然而世人却始终不这样认为。由此看来，韩忠献公比其他人的确贤明得多了。
过去韩公曾经对他的儿子韩忠彦说，想让我为此堂写一篇记，还没来得及提出这个要求，韩公就逝世了。安葬过韩公之后，忠彦把这话告诉我。我认为这是义不容辞的事，于是哭泣着写了这篇记文。
版本二：
从前，魏国忠献韩公（韩琦）在自家宅邸的池塘边建造了一座堂屋，取名为“醉白”。他借用白居易《池上》一诗中的意境，作为“醉白堂”的歌咏内容。其意似乎流露出对白居易生活的羡慕，而又自认有所不及。天下的读书人听说后感到疑惑，认为韩公已经可以无愧于伊尹、周公这样的圣贤了，却还羡慕白居易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苏轼听后笑着说：难道韩公仅仅只是羡慕白居易吗？其实他正希望能做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，却也无法实现啊！上天降生这样的人物，是要让他承担天下的重任。于是寒冷的人向他求衣，饥饿的人向他求食，凡是有困苦的人都会向他求助。只要稍有回应，便会有无穷无尽的需求。因此他终其一生都处在忧患之中，奔波于利害之间，这难道是他自己所愿意的吗？
忠献公已经辅佐三位皇帝，安定天下；本想浩然归隐，安度晚年，但天下之人都挽留他，不肯让他离去。在那样的境况下，他对白居易那种闲适自在的生活产生羡慕之情，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然而若以白居易平生所拥有的一切来与韩公相比，衡量他们各自所得的厚薄深浅，谁多谁少，谁有谁无，那么后世的评价，是无法欺瞒的。
韩公在文治方面促成太平，在武功方面平定祸乱，谋划国家宗庙社稷之安，却不自居其功；急切地举荐贤才，轻视爵禄赏赐，而士人们甚至不知道他的恩德；决断杀伐果敢坚决，六军因此安定；四方蛮夷听闻他的声望风采，天下人把他的生死视为国家安危的象征——这些是韩公所有而白居易所没有的。
白居易则能在身体强健之时主动辞官，退居林泉长达十五年，每日与朋友赋诗饮酒，尽情享受山水园林的乐趣；家中府库有多余的布帛，粮仓有多余的粮食，还有歌舞伎乐的奉养——这些是白居易所有而韩公所没有的。
至于忠诚的言论、良善的谋略，在当时发挥效用；文章才华流传后世；无论生死穷达，始终不改变节操；道德修养高于古人——这些则是韩公与白居易共同拥有的。
韩公既不因自己拥有的成就而自夸，也不因自己缺少的闲逸生活而自卑，反而愿意推重两人共通之处，并以此寄托自己的情怀。当他借酒寄托形骸之际，看齐得失，忘怀祸福，混同贵贱，等视贤愚，与万物合一，与造物者同游，这种境界岂止是简单地自比白居易而已！
古代的君子，对自己要求宽厚，对名声追求淡泊，因此实际德行远超名声，世人传颂他们的美德而不厌倦。孔子以圣人之资，尚且自比老聃、彭祖，自同左丘明，还说自己不如颜回。而后世的一些君子，实际德行远远不到，却都有夸大自诩之心：臧武仲自以为是圣人，白圭自以为可比大禹，司马相如自命为蔺相如，扬雄自比孟子，崔浩自认如同张良，但世人终究并不认可他们。
由此看来，忠献公的贤德远超常人太多了。
从前，韩公曾对儿子韩忠彦说，打算请我苏轼写一篇记文来记录此事，但未能实现。如今韩公已去世并安葬，韩忠彦再次提出请求，我认为道义上不能推辞，于是含泪写下这篇文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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