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译文：
熙宁四年二月某日，殿中丞、直史馆、判官告院、权开封府推官苏轼，冒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：
我近来不自量力，愚昧地呈递奏章，谈论关于元宵节张灯之事。自知此举触犯天威，罪不可赦，因此在家静坐于草席之上，等待陛下降下斧钺之诛。然而十余日过去，未见责罚，向官府打听，才知买灯之事已停止。由此可知，陛下不仅宽恕了我，还采纳了我的意见。惊喜交加，感动得几乎落泪。
为何如此？因为能毫不迟疑地改正错误，从善如流，正是尧、舜、禹、汤等圣君努力践行的美德，秦汉以来极为罕见。区区买灯小事，怎会损害陛下如日月般的光辉？而陛下立即改变决策，毫不拖延，这正是智慧超越天下却肯听从卑微之人的意见，威严遍及四海却愿屈尊于匹夫。如今我确信，陛下足以与尧舜比肩，可成就汤武之业，能使百姓富足而刑罚不用，能使军队强盛而使外族臣服。有如此君主，岂敢辜负？唯有倾尽肺腑，肝脑涂地，竭尽全力，别无他念。
此前我也知道天下大事远不止买灯一事，之所以先提此小节，是因为若未获信任就直言进谏，连圣人也不赞成；交往浅薄却言辞深重，君子所戒。所以我先试论小事，待陛下容许，再谈大政。如今陛下既赦我不诛，即是默许；若我受此宽容却沉默不语，则是有罪。因此我愿将心中所思和盘托出。
我想说的有三件事：希望陛下“结人心，厚风俗，存纪纲”。
人无不有所倚仗。臣子依靠陛下的命令役使百姓，依靠陛下的法律制服强暴。那么君主所倚仗的是什么？《尚书》说：“我面对亿万民众，战战兢兢，如同用腐朽的缰绳驾驭六匹马。”可见君主地位最为危险。民众聚合则为君民，离散则成仇敌。聚散之间，只差毫厘。天下归心称为“王”，人人离心则为“独夫”。由此可见，君主所依赖的，不过是人心而已。
人心对于君主，好比树木有根、灯有油、鱼有水、农夫有田、商贾有财。树无根则枯，灯无油则灭，鱼无水则死，农无田则饥，商无财则贫，君主失人心则亡。这是必然之理，无法逃避的灾祸。其可怕之处，自古皆然。除非是喜欢灾祸、丧失理智之人，谁敢轻率地触犯人心？
从前子产烧毁法令文书以平息众怨，贿赂伯石以安抚权贵，因为他明白“众怒难犯，专欲难成”。孔子也说：“取得信任之后才能役使百姓，若未得信任，百姓会认为你在折磨他们。”只有商鞅变法不顾人心，虽短期内使国家富强，却招致天下怨恨。他的百姓只知利益不知道义，只见刑罚不见仁德。即使夺得天下，也很快失去。他自己最终背负罪名逃亡，诸侯不收留，被车裂示众，秦人毫无哀悼之情。君臣关系何至于此！
宋襄公虽行仁义，却因失民心而亡；田常虽不义，却因得民心而强。因此君子评价政事，首先看人心向背。谢安任用桓氏诸人，未必正确，但顺应众意，国家因而安定；庾亮召苏峻入朝，未必有错，但形势不允许，结果反遭危辱。自古至今，从未有过温和顺众而不安，刚愎自用而不危者。
如今陛下也应知人心不悦。朝廷内外，无论贤愚，都说祖宗以来管理财政，不过由三司使、副使及判官负责，百年来未曾缺事。如今无故另设一司，名为“制置三司条例司”。六七名年轻官员日夜在宫中谋划，派出四十多名使者分赴各地推行。此举开端宏大，百姓惊疑；新法奇特，官吏惶惑。贤者想理解却不得要领，忧心忡忡；小人揣测朝廷意图，便肆意诽谤，说陛下身为万乘之主却谈利，宰相身为天子之臣却治财。商人停业，物价飞涨，从淮河流域到川蜀之地，议论纷纷，口耳相传。
有人传言京师酒楼将派监官，夔州深山将禁酒，僧尼常住财产将被没收，兵吏俸禄将削减，此类说法数不胜数，甚至有人说要恢复肉刑。这些言论一出，百姓如狼顾盼，惶恐不安。陛下与几位大臣也听到了，却漠然置之，只说：“我们并无此事，也无此意，何必在意人言？”但人言虽未必属实，疑似之处却足以招致诽谤。人必贪财，他人方疑其盗；人必好色，他人方疑其淫。为何？此前未设此司时并无此谤，难道去年的人皆忠厚，今年的人都虚浮吗？
孔子说：“工匠想做好事，必须先磨利工具。”又说：“必须正名。”如今陛下使用工具却回避事实，有了名义却否认本意，即便家家都开口自辩，市上悬赏千金收买人心，人们也不会相信，诽谤也不会停止。
“制置三司条例司”是求利之名，“六七少年”与“四十多使者”是求利之器。驱鹰犬入林，却对人说：“我不是打猎”，不如放走鹰犬，野兽自然驯服；持渔网入江，却说：“我不是捕鱼”，不如扔掉渔网，人们自然相信。因此我认为，要消除谗言邪气以召和气，恢复人心以安国本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废除“制置三司条例司”。
陛下设立此司，无非是为了兴利除弊。若废除此司而利不能兴、弊不能除，则不必废；若废除此司而天下喜悦、人心安定，利兴弊除，无所不可，那又何必坚持不废？陛下想革除积弊，立法应让宰相详议后再施行。若不经过中书省，便是乱世之法。圣明之君、贤良之相，岂会如此？若立法仍须中书熟议，仍需宰相参与，那此司之设，岂不多余且无名？
真正聪明的治国者，贵在无迹可寻。汉代文帝、景帝，史书上记不得什么事；唐代房玄龄、杜如晦，传记中载不下什么功绩；但天下人称治世必提文景，称贤相必提房杜，因为他们事已成而人不知，功已立而迹不显。所以说：“善于用兵者，无赫赫之功。”岂止用兵如此，万事皆然。
如今所图之事，万分之一尚未达成，而痕迹已遍布天下，如同泥中搏斗的野兽，可谓拙劣至极。陛下若真想富国，只需挑选三司属官与漕运使副，与二三大臣孜孜研讨，持之以恒，岁月积累，积弊自去而人不觉。只怕立志不坚，半途而废。孟子说：“前进太猛的人退步也快。”若有始有终，循序渐进，十年之后，何事不成？孔子说：“欲速则不达，见小利则大事不成。”若孔子不是圣人，这话便不可信。
《尚书》说：“谋及卿士，至于庶人，一致赞同，才能获得大吉。”若违背多数而顺从少数，则安静为吉，妄动为凶。如今连宰相大臣都辞而不就，外界舆论可想而知。宰相尚不愿以此自污，陛下却独自承受其名而不推辞，非我所能理解。
君臣日夜操劳近一年，富国之效却渺茫如捕风捉影，只听说内库支出数百万缗钱，祠部度僧五千余人。以此为治国之术，谁不会呢？派遣使者四处巡视，本非良法。汉武帝派绣衣直指，桓帝派八使，皆因地方官腐败、盗贼横行，实属无计可施的下策。宋文帝元嘉年间，政治堪比文景，当时只责成郡县，从不遣使。到孝武帝时，嫌郡县办事迟缓，才命台使监督。至南齐仍未改正。景陵王子良上疏极力反对，指出这些使者早晨离开宫门，态度即变；晚上住宿乡县，便滥用威福；驱赶邮传，羞辱地方官，公私扰攘，民不聊生。
唐开元年间，宇文融奏设劝农判官裴宽等二十九人，兼御史身份，分巡天下，招抚户口，查漏税田。当时张说、杨瑒、皇甫璟、杨相如都认为不便，相继被罢黜。虽增加八十多万户，实为州县迎合旨意，把主户报为客，少报多。当朝廷召集百官在都省议事，公卿以下惧宇文融权势，不敢异议。
陛下读史至此，观其所行，是耶非耶？近期均税宽恤，使者络绎不绝，朝廷不久也察觉其弊，但天下至今仍为此诟病。才几年时间，是非已分明。我恐怕后人看待今日，正如我们看待过去。
况且所遣人员极不合理：事务少而人数多，资历浅而权力重。人轻权重，则众人不服，易引发冲突；事少员多，则无功可立，必生事端以塞责。陛下虽严令禁止邀功，但臣子侍奉君主，往往不遵其令而顺其意。如今朝廷喜动恶静，喜同恶异，风向所在，谁敢不从？我恐怕陛下的子民从此不得安宁了。
至于所推行之事，路人皆知其难。汴水浑浊，自有人类以来从不种稻。秦人歌谣说：“泾水一石，泥有数斗，既可灌溉，又可施肥，长我禾黍。”何时说过“长我粳稻”？如今要筑堤清流，万亩稻田需千顷陂塘。一年一淤，三年即满。陛下若轻信此说，命人勘察地形，万一官吏敷衍顺从，真以为陛下有意兴修，上耗国库，下误农时，堤防一开，水流改道，即使吃了提议者的肉，对百姓又有何补？
天下久安，人口繁衍，四方可利用之地早已殆尽。如今要凭空寻找水利，所谓“即鹿无虞”，岂止徒劳，必将大扰民生。凡提出建议者，不论何人，小则即时酬劳，大则量才录用。若有人阻挠，一律贬斥，不因赦免而宽恕；若能力不足，允许奏请替换。赏重罚轻，但始终未说明：若有人妄言，或官私误兴工程，该当何罪？如此一来，狂妄轻浮之徒必将争相献策。成功有赏，失败无罚，官府明知荒谬，也不敢轻易阻止。各地被迫召集老少评议，官吏所过，鸡犬不留。若非明显不可行，必勉强开工。为何？因阻挠之罪重，误兴之过轻。人皆爱身，势必如此。
古代陂塘堰坝多被邻近百姓侵占耕种，年深日久，视为己业。若要恢复，必全数收回，人心动摇，绝非善政。更有好讼之徒，挟怨诬告某地可建渠，企图破坏他人田产；或指他人旧业为官陂。争田诉讼必倍增于今。我不知朝廷本无事，何苦为之？
自古役人必用乡户，如同吃饭用五谷，穿衣用丝麻，渡河用舟船，行路用牛马。虽偶有用他物替代，但非常态。如今只听说江浙数郡雇役，就想推行全国，如同见燕晋枣栗、岷蜀芋头，便想废五谷，岂非难哉？又欲官卖房场以充衙前雇值，长期服役者却无酬劳。役者所得微薄，必将逐渐散去，州郡政务将日益凋敝。
士大夫离亲弃墓，四方为官，辛劳之余亦想享乐，此乃人之常情。若生活困顿，馆舍萧条，则似危亡之国陋习，恐非太平盛世之象。陛下若虑及此，必不肯为。
如今军法最严莫过于逃军：禁军三次、厢军五次，大多处死，但逃军仍占半数。不知雇人为役，与厢军何异？若有人逃亡，如何治罪？处罚必轻于逃军，则逃亡更甚。为其上官，岂不艰难？
近年虽允许乡户雇人，但雇者逃亡，乡户仍担责。如今欲在两税之外另立一目，称“庸钱”，以备官雇。则雇人之责，由官承担。自唐代杨炎废租庸调改为两税，取大历十四年赋税总额定为两税额，租、调、庸已并入两税。今两税依旧，为何再征“庸钱”？圣人立法必虑后世，岂可在两税外另立名目？万一后世有贪欲之君，辅以聚敛之臣，庸钱不除，差役照旧，天下怨毒，追根溯源，必有人承担责任。
又欲使城市居民与乡户同役，官员贵族与平民同劳。其依据是：“《周礼》中不耕田者出屋粟，不种树者纳里布；汉代宰相之子不免戍边。”此乃借口。古时官养民，今民养官。给田不耕，劝农不力，于是征里布、屋粟、夫家之税，百姓无以为生，转为商贾，此乃势所必然，怎能称“役”？且一年戍边不过三日，三日雇值三百。如今三大户之役，自公卿以下皆不得免，费用岂止三百？若可行则不必拘泥古例；若民不悦、俗不安，纵有经典依据，亦难免怨恨。若行此二法，必招怨无疑。
女户、单丁，乃百姓中最困苦者。古之王者首重抚恤，今陛下却欲先役之。这些人若非户将绝，便是家有幼丁，假以数年，即可成丁服役，终老而亡。国家富有四海，忍心不予体恤？孟子说：“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！”《春秋》记载“作丘甲”、“用田赋”，皆因开启民患而加重批评。
青苗放贷，自古有禁。今陛下始立常法，每年推行，虽言不许强制摊派，但数代之后，暴君污吏，陛下能保证吗？将来天下怨恨，国史记载“青苗钱始于陛下”，岂不可惜？东南买绢本用现钱，陕西粮草不许折兑。朝廷虽有明令，执行中却绢必折盐，粮必折钞。可见“青苗不抑配”亦为空文。治平初年选义勇，诏书明言永不戍边，如盟约般庄严。才几年，议论已变，或代东军，或换弓手。约束难守，岂不明显？
即使此令坚决执行，果不强制，愿借贷者必为孤贫之家。若自有余财，何须与官交易？这些人一旦催逼过急，继之逃亡；逃亡之后，责任转嫁邻保，势所必然。
常平仓之法，堪称完善：所守有限，惠及广泛。即便万户之邑有千斛谷，谷价高涨时投入市场，物价自平。一市价平，一地民足，无乞丐之弊，无里正催逼之劳。今若改为青苗，每家贷一斛，则千户之外，谁救其饥？且常平仓钱常嫌不足：若全用于籴米，则无钱借贷；若留作借贷，则所籴几何？可见常平与青苗势难并存。毁彼成此，损失更大，害官损民，悔之晚矣。
我私下揣测，陛下欲察实情，必问他人。人知陛下正欲推行，必言此法有利无害。依我愚见，恐不可信。何以见得？我在陕西见刺义勇，亲往各县督察，愁怨之民，哭声震野。而奉使归来者皆言百姓乐从。迎合取宠，自古如此。否则，秦二世何以不知山东盗起？唐明皇何以不知南诏败绩？今虽未至此，望陛下审慎明察。
汉武帝时财力枯竭，用商人桑弘羊之策，低价买入高价卖出，称“均输”。当时商人不行，盗贼蜂起，几近大乱。昭帝即位，学者群起反对，霍光顺从民意废之，天下归心，遂得太平。不料今日此论复兴。立法之初，尚言“徙贵就贱，用近易远”。然广设官署，多出钱款，豪商大贾皆疑而不动。虽不明言贩卖，既许变易，而欲不与商贾争利，从未有过。
商业经营复杂：买货先付款，卖货后收款，多方周转，曲折获利。今官府采购，必设官吏，簿书俸禄，开支已巨；非优质不收，非贿赂不行，故官购之价必高于民间；出售时弊端依旧，商贾之利从何而来？朝廷未虑此，竟拨五百万缗，此钱一出，恐难收回。纵有小利，商税损失必多。
如同有人为雇主牧牛羊，不告主人以一牛换五羊，隐匿牛失，炫耀羊获。陛下若因废常平而赞青苗之功，损商税而取均输之利，与此何异？陛下天机洞照，圣略如神，此事至明，岂有不知？只是已行之事不愿中途更改，恐天下以为反复无常，用人不终，故拖延时日，寄望万一。我以为此虑过矣。
古之英主，莫如汉高祖。郦食其建议复立六国，高祖曰：“善，快刻印。”及听张良之言，吐出口中食物骂道：“快销毁！”称善未久，继之以骂，刻印销印，如儿戏然，何曾损害高祖知人之明？正显圣人无私。陛下若觉可行则行，知不可则止，至圣至明，无以复加。
论者常说“民可与乐成，难与虑始”，故陛下坚持不顾，期于必行。此乃战国贪功者行险侥幸之说。若陛下信而用之，便是徇高论而逆人情，持虚名而招实祸，未及乐成，怨已先起。
以上所述，即我所谓“结人心”之意。
进言者众多，可曾有人向陛下讲明国家存亡、国运长短之根本？国家存亡在于道德之深浅，不在强弱；国运长短在于风俗之厚薄，不在贫富。道德深厚，风俗淳朴，虽贫弱亦可长久；道德浅薄，风俗浇漓，虽富强亦不免短促而亡。君主明此，则知轻重。
因此古之贤君，不因弱而忘道德，不因贫而伤风俗。智者观国，亦据此判断。齐国最强，周公知其后必有篡弑之臣；卫国最弱，季札知其终将灭亡；吴破楚入郢，陈大夫逢滑知楚必复兴；晋武平吴，何曾知其将乱；隋文平陈，房玄龄知其不久；元帝斩郅支，朝呼韩，功过于武宣，却苟安而王氏之乱生；宣宗收燕赵，复河湟，兵力强于宪武，却裁兵而庞勋之乱起。
因此我愿陛下崇尚道德、敦厚风俗，不急于功利、贪图富强。即使富如隋，强如秦，西取灵武，北取燕蓟，可谓有功，但国之长短不在此。
国之长短，如人之寿夭。人之寿夭在元气，国之长短在风俗。世有瘦弱而长寿者，亦有壮盛而暴亡者。若元气尚存，瘦弱无妨；若元气已耗，壮盛愈危。故善养生者，慎起居，节饮食，导引吐纳，不得已用药则择良品，可久服无害，五脏调和而寿命长。不善养生者，轻视节制，厌弃良药，伐真气助阳亢，根本已空，倒毙在即。天下之势与此无异。故愿陛下爱惜风俗，如护元气。
古之圣人非不知严刑峻法可统一众人，勇悍之人可成事，忠厚似迂阔，老成似迟钝，但终不肯以彼易此，因知所得小而所失大。
曹参为贤相，曰：“慎勿扰狱市。”黄霸为循吏，曰：“治道去太甚。”有人讥谢安清谈误事，安笑曰：“秦用法吏，二世而亡。”刘晏理财，专用果锐少年，务求迅速，逐利之风盛行。德宗初年擢崔佑甫为相，以宽大道德推行君意，建中之政声誉卓著，天下有望复兴贞观。及卢杞为相，劝帝用刑名整肃天下，风俗日薄，终致流亡。
我仁宗治天下，执法宽厚，用人有序，专务掩盖过失，不轻改旧章。论其成效，用兵十出九败，府库仅足无余。但德泽在人，风俗知义，故驾崩之日，天下如丧父母。社稷长远，终赖于此。仁宗可谓知本。
今议者不察，只见末年官吏因循，政事不振，便欲以苛察矫正，以智巧整齐，提拔新进锐气之人，追求速效。未享其利，浇薄之风已成。天时本不齐，人孰无过？国君应含垢纳污，过于苛察则无人追随。若陛下包容多方，则人才可继；若广设耳目，务求瑕疵，则人人自危，各图苟免，恐非朝廷之福，亦非陛下所愿。
汉文帝欲拜虎圈啬夫，张释之谏曰：“利口伤俗。”今若以口才取士，以迟钝黜人，以虚诞为文才，以矫激为美德，则先王之泽将日渐消亡。
自古用人，须经实践考验，有非凡之才，必有已成之功。一则使其经历变故知难，不轻举妄动；一则待其功高望重，人无异议。昔刘备以黄忠为后将军，诸葛亮担忧不可，因黄忠名望素不及关张，若爵位骤同，必不悦。后果然关羽不满。以黄忠之勇，刘备之契，尚须顾虑，况他人乎？
世人常说汉文帝不用贾谊为深恨。我细究其意，以为不然。贾谊固为奇才，所言亦良策，但请为属国以系单于，实为书生大言，少年锐气。高祖曾以三十万众困于平城，当时将相岂无贾谊之辈？“三表五饵”之策，人皆知其疏，欲以此困中行说，尤不可信。兵为凶器，岂可轻言？正如赵括轻视秦军，李信低估楚国。若文帝急用其策，天下恐将不安。若贾谊历经艰难，必自悔其言，晚年用之，其术必精。不幸早逝，非人力所及。否则，文帝岂是弃才之主？绛侯、灌婴岂是蔽贤之徒？至于晁错，尤为刻薄，文帝时仅为太子家令，景帝即位才为御史大夫。申屠嘉贤相，愤而自杀，政令纷更，天下骚然，七国叛乱，晁错之策亦穷。文景优劣，于此可见。
大抵名器爵禄，人人趋之。必使积劳而后升迁，以显持久难得，则人安其分，不敢躁进。今若多开捷径，使人侥幸得官，公卿侍从，举步可至。得者不肯认侥幸，不得者必叹沉沦。天下常调之人，皆生妄念，耻不如人，何所不为？欲风俗淳厚，岂可得？
选人改京官，常需十年以上，历经艰险，计较细微，一事失误，终身废弃。今因一人推荐即可，犹恐不称，官服随至，那些积劳久次者如何心服？常调之人非守即令，职多缺少，久已为患，不可再开多门以待巧进之徒。若巧者侵夺过甚，则拙者困窘无聊，利害相形，不得不察。近年朴拙者愈少，巧进者愈多，望陛下重之、惜之、哀之、救之。
如近日三司提议，令天下每郡选一人，催办三司文书，许优先授官以酬其劳。数年之后，审官吏部将有三百余人优先占缺，常调待选者更难。此外发运、均输、农田水利等事，已坏监司之体，扰乱进用之心。转对者望称旨骤迁，奏课者求优等速化，相争相高，名实混乱。
愿陛下以简易为法，以清净为心，使奸邪无所乘，民德归厚。此即我所谓“厚风俗”之意。
古建国，使内外相制，轻重相权。如周、唐，则外重内轻；如秦、魏，则内轻外重。内重之弊，必有奸臣“指鹿为马”之患；外重之患，必有大国“问鼎”之忧。圣人盛时虑衰，常立法以防弊。我国租赋归中央，重兵聚京师，以古衡今，似属内重。祖宗深谋远虑，非小臣所能尽知，但委任台谏一端，实为圣人防患之至计。
纵观秦汉至五代，因谏诤而死者数百人。自建隆以来，未尝罪一言者，纵有薄责，旋即超升，许风闻奏事，无上级管辖。台谏之威，不论尊卑，言及皇帝则天子改容，事关宰相则宰相待罪。故仁宗时，议者讥宰相只奉台谏风旨。圣人深意，流俗岂知？台谏未必皆贤，所言未必皆是，但须养其锐气，借以重权，岂无深意？为遏制奸臣萌芽，挽救内重之弊。
奸臣初起，台谏弹劾尚有余力；及其势成，刀兵讨伐亦不足。今法令严密，朝廷清明，所谓奸臣，万无可能。但养猫为捕鼠，不可无鼠而养不捕之猫；养狗为防奸，不可无奸而畜不吠之狗。陛下岂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，下为子孙立万世之防？朝廷纪纲，孰大于此？
我自幼所闻及长老所谈，皆谓台谏之言常合天下公议。公议所赞，台谏亦赞；公议所攻，台谏亦攻。至英宗初年，议“称亲”之礼，本非大过，亦无明典，只因众心不安，公议不允，台谏以死相争。
如今物议沸腾，怨声载道，公议所在，不言而喻。而台谏默然不发，中外失望。弹劾积威之后，庸人亦可奋扬；消沉日久，豪杰亦难振作。我恐自此习惯成风，台谏尽为执政私人，导致君主孤立。纪纲一废，何事不生？
孔子说：“鄙夫岂可共事君？未得时患得，既得时患失。若患失，则无所不为。”我初读此言，疑其过甚，以为鄙夫患失，不过苟且保位。及见李斯惧蒙恬夺权，立胡亥以亡秦；卢杞惧李怀光揭其恶，误德宗致再乱。其心生于患失，其祸至于丧国。孔子之言，实不为过。
因此，治国者平时必有舍身犯颜之士，危难时或有殉义守死之臣。若平时不敢言，危难何以责其死节？若臣皆如此，天下危矣。
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和如调羹，同如以水济水。孙宝说：“周公大圣，召公大贤，尚不相悦，载于经典。”晋王导可谓元老，每与宾客言，满座称善，而王述不悦，认为人非尧舜，岂能事事皆善？王导亦敛衽致谢。若言无不合，意无不同，交替唱和，谁非贤者？万一有小人居间，君主如何察觉？
此即我所谓“存纪纲”之意。
我不敢全面诋毁新政。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、修订任子制度、修缮器械、操练军旗，皆陛下英明果断，众议允协，我不敢异议。
至于我所献三言，并非私见，乃中外共病，谁人不知？昔禹戒舜：“莫如丹朱傲慢游乐。”舜岂有此？周公戒成王：“莫如商纣酗酒迷乱。”成王岂有此？周昌称汉高为桀纣，刘毅称晋武为桓灵，当时君主未加罪，反载入史册，传为美谈。
若我所言三事，朝廷皆未有，则天下之幸，我亦有幸。若有丝毫相似，陛下岂可不察？
然而我的打算可谓愚昧：以蝼蚁之命，试雷霆之威，积此狂愚，岂可屡赦？重则身首异处，家破人亡；轻则削籍流放，流离道路。但陛下必不至此。为何？我天生愚钝，自信坚定。此前议学校贡举，首违大臣，本已预期被贬，岂敢自保？而陛下独赏其言，特召面谈，从容良久，甚至问我：“当今政令得失何在？朕有过失，直言无妨。”我答：“陛下天资聪慧，文武兼备，不患不明、不勤、不断，只患求治太速，用人太急，听言太广。”又令我详述，陛下点头称是，说：“你所言三事，朕当深思。”我之狂愚，非止今日，陛下容忍已久，岂会始容终诛？恃此而言，故无所畏惧。
我所惧者，讥议众多，怨仇实多，必有人以苛法诬我，以重罪中伤，使陛下欲赦而不能，岂不危险？死亡不足惧，唯恐天下以我为戒，再无人敢言。因此思索月余，昼夜不息，写成又毁，反复再三，感陛下听我一言，情不能已，终献此说。惟愿陛下怜我愚忠，终赐赦免。臣俯伏待罪，忧惧之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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