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译文：
当今天下最大的弊病是什么呢？在于凡事开始时不确立明确的目标，最终也就不能成功；正因为不能成功，于是更加厌恶而不再去确立目标。
一般人的心理，做一次没有成效就会怀疑，做两次就会疲倦，做三次就会放弃。如今的士人之所以相互观望而不肯有所作为，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忠义慷慨之志，也不是他们的才能谋略不如别人，问题在于他们苦于事情难以成功，因而不再去立志推行。他们不知道事情之所以不成功，恰恰是因为一开始就没有确立坚定的决心。只要真正立志去做，事情就能成功。
如今社会有三大弊病始终无法去除，其根源已有五六十年之久：
自从兴建宫室、举行祭祀祈祷等劳役兴起，钱币、茶盐等经济制度败坏，再加上连年用兵，天下常常苦于财政匮乏。五六十年来，民间议论纷纷，朝廷也不断变更政令以求增加财源，办法数不胜数，但财富终究未能丰足。
自从澶渊之盟后，北方的契丹虽然求和，却始终未能掌握其要害；后来又加上西夏叛乱，边境不得安宁，两国日益骄横。我们若出战则不能取胜，若防守则不够稳固，天下常担忧兵力不足。五六十年间，上下议论不断，朝廷屡次改革政令以图强兵，然而军队始终未能真正强大。
自从选拔官吏的制度过于严苛，官吏拘泥于条文法令，不再追求功名；考核官员的制度败坏，贤者得不到鼓励，不肖者无所畏惧，天下常苦于没有得力的官吏。五六十年来，朝野议论不绝，朝廷频频变法以求选贤任能，但终究未能有效择吏。
财富不能丰足，兵力不能强盛，官吏不能得人——这难道真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吗？
所以说：“其始不立，其卒不成，惟其不成，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。”
人们之所以推崇“立志”，是因为一旦确立目标，就能预先规划蓝图。古代的君子，先确定总体方针，然后才着手行动，因此应对有序，成果可期。普通人认为这些事模糊不清、难以预料，而君子却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结果，就像煮饭没有不熟的，种地没有不生的。所以他们用力少而成功快。
从前子太叔向子产请教为政之道。子产说：“为政如同农耕，日夜思考，考虑它的开端并谋划它的结局，早晚实行，行动不超出思考的范围，就像农田有田埂一样。”子产认为，不经过思考就行动，或行动超出了思考的范围，就如同农夫种地没有边界，起初虽勤勉，最终必然荒废。
现在富人建造房屋，必定先估算自己的财力多少，据此决定房屋的规模，内心有了定案后，再选择技艺高明的工匠一人，告诉他：“我要建多少间屋子，需要多少材料？多少工人？几天可以完工？土石木材从哪里获取？”那技艺高明的工匠必定回答：“某处有木料，某处有石材，需用工匠若干，某日即可完工。”主人便依言听从。到了约定时间房屋建成，且不浪费资源，这就是因为事先有了明确规划。
可是治理国家却不是这样。百官不知君主究竟想做什么，各自心怀私意：喜欢大业的人想称王，贪恋权势的人想称霸，苟安偷懒的人只想休养生息。文职官吏所到之处只管刑狱诉讼，聚敛之臣则唯利是图。百姓不知道该听从谁。等到发布一项政策，只说“姑且试行”，至于能否成功，本来就不知道。前一项政策还没看出利弊，后一项政策又出台了。凡是今天所谓的“新政”，刚提出来时听起来多么美好令人向往！可一旦推行全国，最终却不知走向何方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没有事先确立清晰的规划。
用人与否取决于个人好恶，政策的废立取决于支持人数多少。因此，明明有万全之利，却因一点小不便就被废弃；明明有百年之患，却因眼前小利而不顾。所任用的人没有固定责任，所推行的政策没有实际成效。这就好比要走千里路却不准备干粮，只能沿途乞讨；治病不知该用什么药，把所有药都试一遍，妄想侥幸碰对一种。想要消除这三大弊病，怎么可能呢？
从前姜太公治理齐国，周公治理鲁国，几十代之后，子孙的强弱、风俗的好坏，都可以预先推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施政专一，自然形成相应的趋势。管仲辅佐齐桓公，从开始执政到成就霸业，每一步都有章法。等到成功之时，人们都明白成功的缘由，至今仍可复盘验证。咎犯在晋国，范蠡在越国，晋文公、越勾践曾想动用百姓作战，两位大臣都认为时机未到；等到认为可用时，便一举破楚灭吴，如同向邻居借东西般轻松。这没有别的原因，只是因为他们看得清楚，谋划成熟罢了。
当今之世，也需要让明智之人深思熟虑、制定方略。士人们争相提出建议：这样做可以富国，那样做可以强兵，如此可以择吏。我只选取其中可行的方案，先确立清晰的规划，然后以勇气推行，以专一坚守，以强力贯彻。日夜努力使现实符合既定蓝图，绝不偏离既定方向。如果人心专一，政令统一，却还不能成功，那是从未有过的事。
财富不丰、兵力不强、官吏不得其人——这三者关系国家存亡，是天下的大事。如今若有一个人能独自承担并系统论述解决这三大问题的方法，那么他的策略是否得当固然还不知道，但我们至少可以肯定：这三件事决不能不管。因此不能没有方法。
这种方法并不难理解，而是难以被采纳；并非难以采纳，而是难以执行；并非难以执行，而是难以善终。孔子说：“好谋而成。”如果精心谋划却不能成功，还不如没有谋划。世上有个喜欢宝剑的人，搜集天下良铁，铸造三年才完成，以为此剑天下无敌。结果剑成之后却扭曲断裂，根本无法使用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只知道铸造，却不懂得如何收束、淬炼。
现在做事，即便很小的事，想把它做成的往往不过几个人，想破坏它的却多得数不清。成功的希望常常难以显现，失败的征兆却早早出现。执政者自己已经眼花缭乱、失去信心，又哪有余力去考虑如何善终呢？
古人中有些人敢于挑战最难之事，谋求最远之目标，他们靠的是什么？不只是圣人才能做到。商鞅变法秦国，触犯万人之怒，对抗全国反对之声，形势极为逆反；苏秦倡导合纵，将天下各异之国联合为同，使六国疏远之关系变为亲近，计划看似迂阔；淮阴侯韩信请求汉高祖拨三万人马，愿北取燕赵，东攻齐国，南断楚军粮道，西会师荥阳；耿弇也曾向光武帝建议先定渔阳，取涿郡，回师富平，再东下齐地，光武帝当时觉得遥不可及。这些人都是深入敌境谋划别国之事，目标看似遥远疏阔。但他们四人实行起来却如同平常。话一出口，事已做成，因为他们既然答应了君主，就亲自将其兑现。
如今我们拥有自己的天下，推行本应由我们主导的事，这些事既不违背天下人心，也不依赖他人条件，就如同有钱自己花，有子女自己教一样自然。然而政令颁行天下，只有开头却没有结果，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五六十年了。这是为什么？恐怕是只知道出发，却不知道如何收束吧？并不是真的不知道收束，而是思路散漫，根本无从收束啊！
所以我提出这样的主张：必须先确立清晰的规划，然后再付诸行动。能够事先确立规划的人，才能有效地领导他人；不能事先确立规划的人，连自己都难以安排妥当，又怎能领导别人呢？
而且当前社会还有一个值得忧虑的问题：士大夫对朝廷的信任不够坚定，都喜欢发表议论来非议上级，使执政者在是非之间迷惑，不知所从。若听从他们，什么事都无法做成；若不听从，所推行的事又常常阻力重重、容易失败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每个人都抱着私心加以破坏，下面议论纷杂，很多人暗中希望事情失败。
富人谋求利益常常成功，世人以为是幸运，其实不然。那些富人，一向被人信任深厚，为人所信服已久，他们做事没人加害，他们想做的事没人反对，事业尚未完成，众人已在背后助成了。办事要有“势”，成功要有“气”。富人正是顺应这种“势”与“气”而行事。
要想事情容易成功，就必须先建立能让天下信服的基础。天下之事，不能单靠强力取胜。若强力不行，就不如顺应大众。但所谓“从众”，不是盲目听从众人口中的言论，而是顺应那些虽未明言却内心一致认同的东西，这才是真正的“从众”。众人口中的意见未必代表多数，只是传入你耳朵、出现在你面前的声音而已，其实都是各自的私见。对你来说像是多数，对天下来说可能是少数。而真正多数人心中默许却不说出口的共识，往往是那些喧哗者所不喜欢的。如果为了迎合少数喧哗者而不顾大多数人心中的共同判断，那么高兴的人少，不高兴的人反而多。
古人常因顺应真正的民意而赢得天下之心，而当代的君子却常因盲从表面舆论而失败。他们不明白，古人所顺应的，并非人们的口头言论，而是他们心中共同认可的道理。怎么证明这一点？世人常说最违背民意、招致怨恨而不可行的事，莫过于削减官员子弟荫补入仕的“任子”制度。然而朝廷不顾反对推行这项政策已有五六年，天下竟没有一句公开反对的话。为什么？因为虽然嘴上不乐意，但心里其实是认同的。顺应这种普遍的内心认同去推行政策，即使有人反对，也可以不必顾虑了。
所以我再次强调：必须“发之以勇，守之以专，达之以强”。只要懂得这三个原则，不仅能使我国振兴，即使向北收复契丹失地也是可能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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