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译文：
我听说猫头鹰不叫，终究不是吉祥的鸟；豺狼不咬人，终究不是仁慈的兽。如今敌虏尚未行动，而我却要预先论及战争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只有我们不欺诈对方，对方也不猜忌我们，两国才能缔结盟约，百姓才能免除战祸。但现在敌人早已对我心存欺诈，而我也对他们严加防备，彼此互疑互诈，还指望天下不会爆发战争，那是糊涂的。既然清楚战争不可避免，那么主动出兵进攻与坐等敌人来攻，哪个更有利？在敌国境内作战与退守本国领土迎战，哪个更得势？既然战争终不可免，不如抢先出击，在敌境开战——这正是天下最高的谋略、兵家上策，也是我这个微臣敢于妄加议论的原因。
那么，“详战”之说究竟指什么？就是要详细分析作战的地域。兵法有所谓“九地”，都是根据地形来制定战略的。不了解地形、不掌握地势的人，就叫“浪战”。地有险要与平坦之分，有重要与次要之别。应先攻取容易的地方，有些险地可以暂不攻打；先攻破关键之处，有些次要目标可以暂时放弃。如今中原地区，地形易攻而战略地位重要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就是山东。
不拿下山东，河北就无法夺取；不夺取河北，中原就无法收复。这是确定无疑的形势，并非凭空臆测。古人说用兵如常山之蛇，打它的头，尾巴就来救；打它的尾，头就来救；打它的身子，头尾都来救。我私下里对此感到可笑：打它的尾它还能救，打它的身子它还能应战，但如果直接击中它的头，它就已经死了，尾巴即使动一动，又有什么用呢？当今的山东，正是敌人的“头”，而京洛、关陕则是它的身体和尾巴。从泰山往北，不到一千二百里就到燕地，那里是敌人的老巢。自从黄河改道，河朔一带再无浑浊水流作为屏障，这一千二百里的路程，简直就像在床席上行军一样畅通无阻。
山东百姓刚勇好斗，易于起事，敌人一旦有事，常常首先压榨山东民众；天下若有变乱，山东也往往率先发难。至于边防驻军，与其他地方相比，山东的兵力部署最为简略。而且山东离燕地很近，百姓素来好乱，敌人却还在压迫民众、削减防务，难道真懂得天下大势吗？
现在两个人搏斗，若痛击其心脏，则手脚无力；两军对峙，若直捣其营垒，则士卒丧失斗志。因此我认为：若从沐阳（海州属县）出兵，山东很快就能攻下；山东既下，河朔必然望风震恐；河朔震动，则燕山之地，我将使其闭门自守。
请允许我进一步说明：敌人布防屯戍，从淮阳以西直到汧陇（因海州不在防御重点之列，故不在此讨论），女真、渤海、契丹混合兵力不足十万。关中、洛阳、京师三地，是他们视为最重要的战略要地，因此防守严密。我们可以利用他们重视这些地方的心理，制造声势，让他们深信我们志在必得。在川蜀张扬兵力，就说：“关陇是秦汉旧都，有‘百二之险’，我们不能不争。”在襄阳张扬兵力，就说：“洛阳是我祖宗陵寝所在，祭祀久废，我们不能不取。”在淮西张扬兵力，就说：“京师是我宗庙社稷根基，我们不能不恢复。”多设旌旗金鼓，佯装势在必得，先震惊关中，再惊扰洛阳；以惊扰洛阳之势，再威胁京师。敌人见我军形迹，忌惮我军气势，必定调集十万大军集中于这三处，沿边各郡县也必须处处设防，如此则“无所不备，无所不寡”。
这样一来，燕山的卫兵、山东的屯田户（女真在山东屯田者不满三万，且并非皆可作战）、中原签发的军队，精锐部队都将被调走。我们则以虚张声势牵制他们，使他们无法迅速撤回，以战略态势拖住他们，使他们不能轻易罢兵。此时山东便成为空虚之地。虽然如此，估计青州、密州、沂州、海州等地仍有数千守军。我们可用沿海战舰在登州、莱州、沂州、密州、淄州、淮州一带快速突袭，迫使这数千兵力分散驻守。山东一旦空虚，盗贼必然蜂起。我们再招诱各地盗兵，使其四处作乱。陛下只需选派一位骁勇将领，率五万大军，步骑各半，擂鼓进军，不出三日即可抵达兖州、郓城郊外。那时，我不知道山东各郡还有谁能抵挡我大军！
山东平定后，休整兵马，召集忠义之士，训练战守之法，然后传檄河朔诸郡，缓缓进兵其后，这正是韩信破赵而后取燕的策略。天下人知道朝廷恢复的决心坚定，敌人败亡的迹象明显，那么契丹各部如窝斡、鹧巴之类，必会相互倾轧而起事。这就是我所说的“使燕山闭南门而自守”的局面。
敌人的三路边防军是撤回北方自保呢？但我们已控制其归路；他们又顾虑淮西、襄阳、川蜀方向的威胁，不敢轻易撤兵。是选择继续作战还是固守？但他们的腹心已被攻破，内部自行瓦解，我们再从中途绕出，从背后夹击。此时此刻，陛下若想筑城受降，可以；驱赶他们北逃，转而利用其兵力，也可以；放他们回去，待其不备时再追击，也可以。我知道天下不难平定了。
然而，海道与三路的军队，将领未必都英勇，士兵未必都精锐。我的策略是以海道与三路之兵为“正兵”，以山东之兵为“奇兵”；奇兵要强，正兵可弱；弱兵用于牵制，强兵用于决胜。古代善于用兵者，唐太宗最懂此道。他曾说：“我看阵势布局，每次作战都让弱兵遇强敌，强兵遇弱敌。敌人遇上我方弱兵，追击不过数十百步；我军用强兵攻击敌方弱兵，常能绕至背后反攻，因此必胜。”但这只是太宗在一次战役中的战术运用。我认为天下的战略原则，无非“避实击虚”而已。
如果不这样，而是集中所有精锐，从三路强行推进，一寸一尺地争夺土地，作为恢复之计，那么我军长期处于弱势，突然投入战斗，未尝不败。最近的符离之战就是明证。即便陛下一举夺回京洛，再举收复关陕，敌人也会南渡黄河，调燕蓟精兵，东从泗水运山东粮草，陛下将派谁来防守？此前三京之役便是前车之鉴。即使能守住，河北未受重创，胜负仍未可知。以此推断，陛下应当明白其中利害了。
从前韩信向高祖请求，愿率三万人北取燕赵，东攻齐国，南断楚军粮道，西会于荥阳。耿弇向光武帝建议，先定渔阳，取涿郡，再收富平，最后东下齐地。他们都是越过本国边境去谋划别国疆土，二人不以为难，高祖、光武也不怀疑，最终依靠他们取得天下，是因为他们见识明确、谋划成熟。以今日之势观之，若高祖、光武不信其言，则韩信、耿弇不免被视为狂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主张看似疏阔，难以立即实现。像我的建议，怎知不会有人认为我是狂人呢？尽管如此，我还有一番话要补充：
我前面说，一旦我军进入山东，当地百姓必将背叛敌人响应我们，不战而定。有人或许会问：“辛巳年（1161年）山东变乱已经很大，但最终没有一人替朝廷守住寸土以奠定中兴基础，这是为何？”我的回答是：“北方郡县中可作士兵的，大多是手持锄犁的农民；真正能带领这些人成事的，不是军府中的黥面士兵，就是县城里的弓手兵卒。”为什么？农民缺乏谋略而容易聚集，害怕失败而又轻敌，若要求他们坚持作战、持久抵抗，必然失败。而那些黥卒与弓兵，长期在军伍中生活，熟悉官府号令，深知违令之罪不可犯；他们的长官经历战守，他们也熟悉赏罚进退的规矩。建炎初年，孔彦舟、李成等人杀死长官、裹挟百姓，结成坚固势力而不散，正是这类人。那么辛巳年为何没有起事？答曰：“东北风俗崇尚气节，耻于屈居人下。当时耿京、王友直等人已在乡野揭竿而起，这些人不愿俯首听命于农夫出身的首领，宁可据城坚守，等待朝廷大军到来，以便独建功勋。”我曾仔细揣摩，这些人中间确有豪杰之士可共成大事，但敌人轻视他们，不让他们参战，除非修筑工程或护卫官吏，概不任用。他们内心渴望一场变局，以释放平日压抑的勇悍之气，甚至比农民更迫切。但他们深思熟虑，不见朝廷大军到来，绝不轻易发动。陛下若真派兵进入其境，他们必将开门迎降，唯恐落后。得民心可任其为将，得城池可任其为守，若不在这些人中选拔，我看不出还有何处可依。
因此我在论述“详战”之后，特别详加申明此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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